学生近视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要谨防“落实跑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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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日前印发《2023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计划》，明确要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严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片面以学生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三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华商报》4月9日《学生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等将纳入政府绩效考核》http://ehsb.hspress.net/shtml/hsb/20230409/957348.shtml）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率不断攀升，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是52.7%，也就是每两名儿童青少年中就有一个可能是近视，其中小学、初中、高中学生近视率分别为35.6%、71.1%、80.5%。基于此，近视防控年龄关口也从以前的6-11岁前移至3-7岁。虽然在国家强有力干预措施下，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率略有降低，但“小眼镜儿”越来越多还是一个让家庭乃至全社会担忧的话题。从源头上防控近视必要而迫切，而且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以及从政府承担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以及公共健康责任履行的角度，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也是一个科学负责任的应对干预。

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并对包括视力水平在内的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三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必然能有效提高地方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重视程度，并能从根本上落实近视防控工作。即便如此，结合基层实际和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实际，理想防控成效的获取，注定需久久为功和综合发力，而且必须确保不能出现“落实跑偏”。

现实中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发生原因很简单也很复杂，简单是能为大部分近视发病原因是用眼不科学不卫生，复杂主要体现在不卫生用眼的原因多样。有家庭教育和家长监护不到位的因素，有过多过量使用电子产品的家庭和社会乃至学校氛围因素，有课业作业负担过重导致过度用眼产生病变因素，更有近视矫治不科学、室外活动量不足、生理性预防不够等幕后诱因……从这个角度而言，近视防控注定是一个基于儿童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基础上，需要多方参与施策共治的综合工程，简单从某个角度入手或者把责任“交付”于某个行业部门、学校，或者单单为防近视而防近视，显然远远不够。

近视防控出发点如果不是基于青少年健康成长这个大目标，聚力效应不凸显，共防共治善意不释放，近视防控注定会“跑偏”而难以奏效。比如近视防控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和具体问责体系后，如果仅仅是为了考核过关，很容易出现为防控而防控的应对。很多地方政府注定会将防控责任进行转嫁，比如由卫健部门、教育部门乃至学校具体负责而忽略了现实中家庭监护不给力、电子产品泛滥、社会氛围不强、文化教育不够、儿童友好型社会建设落实不到位等漏洞。片面追求近视防控率下降还会导致大量不负责任的所谓手术矫治、片面矫治治疗等大行其道。同样，从部门履责角度而言，如果陷入过分追求近视率数字绩效，而忽略了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干预和理性的“持久战”防控思维，忽略了“双减”和’“五项管理”的综合施策，会不会导致监测数据造假、片面防控难以奏效等尴尬，也未料可知。

将近视防控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考核不是目的，目的是聚合政府公共决策和公共服务力量，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发力，久久为功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前提下的近视防控氛围创设，包括的相应的监管机制构建，健康宣传引导治疗服务平台打造等，这样才能实现干预治理的科学到位。最理想化的治理境界是，由地方政府牵头治理，职能部门行业治理与公共服务跟进，实现专业力量与辅助措施完善、科学用眼卫生宣传教育与健康矫治结合、减轻过重成长负担与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同频共振到位，这样再从履责考核与失责追责角度发力，才能达到预期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愿景，而简单施治、职能部门单个儿跳舞、为防控而防控、为数字而数字等行为只能是“治理跑偏”，注定成效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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